種草養牛”還是“拾草養牛”
三鹿事件后，有人指責正是由于秸稈飼料品質差，生產的牛乳蛋白低，才造成不法分子往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人工合成“蛋白”。他們建議在農區搞“種草養牛”，從源頭上解決飼草營養問題，并建議將“草糧并舉”、“草糧輪作”定為基本農業政策，推翻自1996年起國家確立的秸稈養牛指導思想。
對于這個事關“三農”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我們認為應科學對待。三鹿事件的根子是企業誠信問題，而不是出在秸稈身上。青貯玉米稈喂飼生產的牛奶乳蛋白含量在2.7%～3.0%之間，西方人工種植苜蓿喂飼的在3.3%～3.5%之間，國家規定的標準是≥2.95%。可見秸稈養牛如配合一定的精料（豆粕和豆餅），是能夠達到質量要求的。三鹿事件發生的根源與秸稈養牛無關，我們不能因它有缺點而全面否定它。
農民為什么喜歡秸稈養牛？原因很簡單，成本低廉。農區秸稈就像草原上的草一樣，大量富余，且不要錢，許多在地里白白燒掉了。牛是理想的“蛋白質轉化器”，可將秸稈變成牛肉和牛奶。小麥、水稻、玉米秸稈經過簡單的處理，就變成了理想的飼料。所以，在淮河以南水稻區，農民用稻草飼養水牛；在北方小麥及雜糧產區，用麥秸、玉米稈、花生秧、豆秸、紅薯秧喂牛是有長期傳統的，多達數千年。在農區，舍飼是最常見的養牛方法，漢字中的“牢”指的就是舍飼環境中的牛。在山東省平邑縣蔣家莊，科學家們帶動農民用秸稈養牛，老支書蔣勝利已養過三茬了，每茬3頭，養七八個月，獲純利七八千元，農民嘗到了甜頭，有十幾戶農民跟著學。他們在地里撿拾人家不要的秸稈，親戚朋友也將閑置的秸稈送給他們。“拾草養牛”將一堆廢草變成了牛肉賣錢，農民非常喜歡。
2007年全國畜牧業消化秸稈2.23億噸，約占中國秸稈資源可利用量的1/3，節約飼料糧0.55億噸。除此之外，由于牛糞還田，減少了化肥用量，改良了土壤，反過來還會增加糧食產量。還是在上面提到的蔣家莊，農民蔣建強常年養殖，每年將牛糞、豬糞等施加到自家土地上，化肥減少到了普通農民用量的1/3到1/2，其產量依然最高，有機肥養地的好處充分體現出來了。目前，國家為保護農村生態環境，搞配方施肥，施的還是化肥，治標不治本。如果大力推廣秸稈養牛，生產有機肥，則根本不用搞配方施肥，既充分利用了廢棄秸稈資源，又產生了能源（沼氣），還養肥了耕地。這是“一箭三雕”的好事情,國家應出臺補助政策，積極鼓勵農民拾草養牛和有機肥養地。
在農區搞種草養牛，有違農業生產規律，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河南農村，曾經推廣過種草養牛項目，地方政府千方百計讓農民種上了苜蓿，可是因成本高賣不出去，農民第二年只好回過頭來種小麥，卻發現苜蓿是多年生植物，其根部可往地下扎90～180厘米，很難除凈。農民說，種草養牛肥的是利益方（企業和主管領導），苦的是老百姓。
中國適宜種草的地方在草原，而不是在農區。中國擁有各類天然草原近4億公頃，占陸地面積的41.7%，是耕地面積的3.2倍。但長期超載過牧，草原退化嚴重，迫使國家實行草原保護政策。在目前中國國情下，草原上生產的牛肉和牛奶遠不能滿足市場需要。草原上，平均每75畝能承載1頭牛，農區3畝耕地的秸稈就能承載1頭肉牛，9畝耕地秸稈承載1頭奶牛。可見，搞好了農區秸稈養牛，對于減輕草原壓力、恢復草原、抵御沙塵暴是有重要貢獻的。草原要充分發揮其生態功能，農區要充分發揮其生產功能，而持久的農田高生產力必須通過秸稈過腹還田來養地，舍此別無他途。
遺憾的是，秸稈養牛的現狀不容樂觀。盡管國家意愿很強，業主的呼聲也很高，作為養牛主體的農民積極性卻在持續降低。主要原因在市場。牛是大牲畜，飼養周期長，養牛業存在著“賣牛賣奶難—價格下跌—宰殺母牛—牛犢減少—供應短缺—價格上漲—養牛增加—賣牛賣奶難”的惡性循環。現在，受“三鹿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奶價從3.4元/公斤下降到2.6元/公斤，活牛收購價也從15元/公斤下降到12元/公斤。受市場沖擊，中國牛的實際存欄量呈現下降趨勢。而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夸大政績，會把養牛實際數量擴大3～5倍。僅從官方統計數字是看不到中國養牛業的真實內幕的，這是很危險的信號。
秸稈養牛利國利民，促進這項工作良性發展意義重大。政府應采取“抓中間、促兩頭”的做法，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抓住農民分散飼養育成牛這個中間環節，帶動集中養牛的各個環節，促進秸稈養牛業的可持續發展。至于要不要搞種草養牛，老百姓說了算，政府不能盲目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