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家具的書房文化
莆田人耳熟能詳的一句話是：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該聯典故源自宋高宗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廷試后偈御，榜眼陳俊卿答帝問之佳句。其時，高宗見狀元黃公度、榜眼陳俊卿都來自福建莆田時，深感驚異，當帝問“卿鄉土何奇？”時，榜眼陳俊卿作如是答問，一語道出莆仙人勤奮進取的求學精神。莆田之所以被譽為“文獻名邦、海濱鄒魯”，是因為從古至今都人才輩出。歷史上，由莆仙兩縣組成的古興化府、舉進士者多達2400多名，其中全國級的文武狀元22名、宰相14名、尚書(中央政府各部部長)近70名，是歷史上在全國排名最前面的科舉名邦之一。當前，有7000多位教授以上高職稱的莆田籍人才遍布全國，其中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院士16人(其中2人為兩院院士)，更有近3000名莆仙籍專家學者遍布國外。
莆仙悠久的尚學傳統，孕育了莆仙璀璨的人文歷史。同時，向來以“精微透雕”著稱的莆田傳統工藝美術也是歷史悠久。作為中國工藝美術的發源地之一，3000多年前，這里就有了陶瓷、瓷磚工藝，進入北宋時期，在仙游籍國師蔡京提倡下，仙游工匠就把京都宮廷器用與書畫工藝有機結合、制作出木雕家具，首開“仙作”木雕家具工藝的先河。仙作工藝發端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即使到現在，全國還找不到第二處像莆仙這樣，既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擁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工藝之地。
在尚學和治工兩相兼修之下，集“仙作”工藝于大成的仙游，成為“中國古典工藝家具之都”和“中國古典家具品牌城市”，也是歷史的必然，而紅木古典家具作為傳統文化和工藝傳承的載體，毋庸置疑，當以其中的書房用品系列為最高表現形式。下面，我就從三個方面來談談：為什么說“書房用品系列”是紅木古典家具的最高表現形式？藉此追溯紅木古典家具行業“書房文化”的人文歷史淵源——
從歷史沿革來看
明清兩代的家具制作，造就了中國乃至世界家具文化的一個高峰。而明式家具的發端，從傳世家具實物以及文獻記載中都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富庶之地。自明代起海外各式硬木種材的流入，生活在江南地區的許多文人雅士，基于對古董珍玩與琴棋書畫的特殊愛好和功能要求，使得家具在選材的問題得以解決之后，這些文人對家具的形制、修飾和種類等等，有條件作更深入的研究。一直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生產，但從產品不難看出，仍只有江南地區的風格流派和工藝特征最具底蘊。這些風格鮮明的新巧家具因為文人參與設計，不但從品種和形制方面得以豐富，而且還因為文人的積極倡導，形成了獨有的紅木古典家具文化，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源自紅木藝術的審美觀與哲學觀。
特別有意思的是，明中期以后，當時的人們把花梨、紫檀等有著天然美麗花紋的種材竟然統稱為“文木”。這不是臆測，從字面上不難理解，這是指“文人選用的木材”，用“文木”制成的家具當然就是“文人家具”，而“文人家具”作為各式書房用品發揮各種功能，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紅木古典家具因文人的所好與所用，推動著家具的品種與形制等方面的發展，其最高表現形式非書房用品而無他，是完全經得起歷史的推敲和時間的考驗的。
從書房的功能來看
《莊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解衣畫史”的典故：描寫的是宋元君召集眾多畫師來作畫，大家接受旨意后便在一旁恭敬地拱手而立，舔著筆，調著墨，站在門外恭候的人還有許多，只有一位叫田子方的畫師跚跚來遲，他的舉止與眾不同，接受了旨意后不是恭候站立，而是回到自己館舍里去了。宋元君派人去觀察，發現他把房子關著，已經解開了衣襟，一個人裸露身子，伸腿而坐，酣暢漓淋地在那里作畫。宋元君說：“好！這才是真正的畫師”。
“解衣畫史”的典故所反映的只是書房承載文人情懷，表達文人情趣的一個縮影。就像紅木古典家具已經超出了單純作為器物使用的范疇，書房也不再僅僅是個藏書讀書、吟詩作賦的雅居，她更是文人藉以追求情態自由的心靈宿地，也超出了其僅僅作為空間的概念。所以，在很多流傳至廣的故事中，我們總是不難看到文人的愛情總是有意無意的，發生在閨秀的閨塾和書生的書房這種地方，這既反映出普通勞動人民對幸福生活的唯美追求，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文人純凈、恬淡、不事張揚的道德追求。在文學家優美的敘寫下，書房是重要而私密的社交場合，而在政略家的宏大敘事中，書房更是他們韜光養晦、經邦治國之所在。
由此說，在中國傳統的家居文化中，在空間的使用和理解上，書房是最高表現形式，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從紅木古典家具的種類來看
20世紀40年代，我國研究明式家具的學者楊耀在論文里首先提出明式家具分類的主張，按使用功能為：凳椅類、幾案類、櫥柜類、床榻類、架類、屏類。在各類家具中，我們都不難找到典型的適合于書房內使用、陳設及裝飾的形制，如坐具類中，明仇英《飲中八仙歌圖卷》中的扶手式躺椅，亦座亦躺，既茗既釀，況且從《飲中八仙歌圖卷》這個名字，就能體會到扶手式躺椅給文人帶來的愜意；幾案類中，放置在中堂的條案純屬陳設功能，但是文人出于賞畫及書寫的需要，或蹺頭或平頭，按比例縮小，她就能從純陳設功能過渡到具使用功能，使用不但不損其尊雅的形制，反而因用途而倍加其優雅氣質；再比如床榻類中，單純作為臥具所使用的架子床，當其進深變短，圍子降低到與進深協調的高度，去掉蓋頂，形制上稍加變化，就從臥房走進書房，成為文人書房待客的至佳之器---羅漢床，同是床榻類，但是因為場所不同，又從純粹的使用功能衍變為集使用、陳設和裝飾于一體的文人器具。
其他如櫥柜類中的書櫥、架格，臺架類中的衣架、盆架和燈臺、鏡臺等及屏座類中的座屏，插屏幾乎都帶有鮮明的典型的書房使用、陳設和裝飾功能。有意思的現象是，不管各式形制因為功能有所側重而用途不同，但是只要進入到書房這個空間，實用性也好，裝飾性也好，紅木家具的功能都得以強化，等級都得以提高，并且都可以上升到審美的境界，耐人尋味。
很多人對下面這幅對子應該都不陌生：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一輩子事業還是讀書。這個類似家訓的對聯，其實代表著很多莆仙人家的情懷，古往今來，諸多“仙作”的意匠探尋明清古典家具的“書房文化”，追崇紅木古典家具“書房用品”之道，其實也是莆仙悠久的人文歷史和工藝傳承，在當下的深情表達而已。
莆仙悠久的尚學傳統，孕育了莆仙璀璨的人文歷史。同時，向來以“精微透雕”著稱的莆田傳統工藝美術也是歷史悠久。作為中國工藝美術的發源地之一，3000多年前，這里就有了陶瓷、瓷磚工藝，進入北宋時期，在仙游籍國師蔡京提倡下，仙游工匠就把京都宮廷器用與書畫工藝有機結合、制作出木雕家具，首開“仙作”木雕家具工藝的先河。仙作工藝發端于唐宋，鼎盛于明清，即使到現在，全國還找不到第二處像莆仙這樣，既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又擁有源遠流長的傳統工藝之地。
在尚學和治工兩相兼修之下，集“仙作”工藝于大成的仙游，成為“中國古典工藝家具之都”和“中國古典家具品牌城市”，也是歷史的必然，而紅木古典家具作為傳統文化和工藝傳承的載體，毋庸置疑，當以其中的書房用品系列為最高表現形式。下面，我就從三個方面來談談：為什么說“書房用品系列”是紅木古典家具的最高表現形式？藉此追溯紅木古典家具行業“書房文化”的人文歷史淵源——
從歷史沿革來看
明清兩代的家具制作，造就了中國乃至世界家具文化的一個高峰。而明式家具的發端，從傳世家具實物以及文獻記載中都可以看到，主要集中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富庶之地。自明代起海外各式硬木種材的流入，生活在江南地區的許多文人雅士，基于對古董珍玩與琴棋書畫的特殊愛好和功能要求，使得家具在選材的問題得以解決之后，這些文人對家具的形制、修飾和種類等等，有條件作更深入的研究。一直到清代前期，明式硬木家具在全國很多地方都有生產，但從產品不難看出，仍只有江南地區的風格流派和工藝特征最具底蘊。這些風格鮮明的新巧家具因為文人參與設計，不但從品種和形制方面得以豐富，而且還因為文人的積極倡導，形成了獨有的紅木古典家具文化，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源自紅木藝術的審美觀與哲學觀。
特別有意思的是，明中期以后，當時的人們把花梨、紫檀等有著天然美麗花紋的種材竟然統稱為“文木”。這不是臆測，從字面上不難理解，這是指“文人選用的木材”，用“文木”制成的家具當然就是“文人家具”，而“文人家具”作為各式書房用品發揮各種功能，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紅木古典家具因文人的所好與所用，推動著家具的品種與形制等方面的發展，其最高表現形式非書房用品而無他，是完全經得起歷史的推敲和時間的考驗的。
從書房的功能來看
《莊子•田子方》中有一段“解衣畫史”的典故：描寫的是宋元君召集眾多畫師來作畫，大家接受旨意后便在一旁恭敬地拱手而立，舔著筆，調著墨，站在門外恭候的人還有許多，只有一位叫田子方的畫師跚跚來遲，他的舉止與眾不同，接受了旨意后不是恭候站立，而是回到自己館舍里去了。宋元君派人去觀察，發現他把房子關著，已經解開了衣襟，一個人裸露身子，伸腿而坐，酣暢漓淋地在那里作畫。宋元君說：“好！這才是真正的畫師”。
“解衣畫史”的典故所反映的只是書房承載文人情懷，表達文人情趣的一個縮影。就像紅木古典家具已經超出了單純作為器物使用的范疇，書房也不再僅僅是個藏書讀書、吟詩作賦的雅居，她更是文人藉以追求情態自由的心靈宿地，也超出了其僅僅作為空間的概念。所以，在很多流傳至廣的故事中，我們總是不難看到文人的愛情總是有意無意的，發生在閨秀的閨塾和書生的書房這種地方，這既反映出普通勞動人民對幸福生活的唯美追求，而且深刻地反映了文人純凈、恬淡、不事張揚的道德追求。在文學家優美的敘寫下，書房是重要而私密的社交場合，而在政略家的宏大敘事中，書房更是他們韜光養晦、經邦治國之所在。
由此說，在中國傳統的家居文化中，在空間的使用和理解上，書房是最高表現形式，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從紅木古典家具的種類來看
20世紀40年代，我國研究明式家具的學者楊耀在論文里首先提出明式家具分類的主張，按使用功能為：凳椅類、幾案類、櫥柜類、床榻類、架類、屏類。在各類家具中，我們都不難找到典型的適合于書房內使用、陳設及裝飾的形制，如坐具類中，明仇英《飲中八仙歌圖卷》中的扶手式躺椅，亦座亦躺，既茗既釀，況且從《飲中八仙歌圖卷》這個名字，就能體會到扶手式躺椅給文人帶來的愜意；幾案類中，放置在中堂的條案純屬陳設功能，但是文人出于賞畫及書寫的需要，或蹺頭或平頭，按比例縮小，她就能從純陳設功能過渡到具使用功能，使用不但不損其尊雅的形制，反而因用途而倍加其優雅氣質；再比如床榻類中，單純作為臥具所使用的架子床，當其進深變短，圍子降低到與進深協調的高度，去掉蓋頂，形制上稍加變化，就從臥房走進書房，成為文人書房待客的至佳之器---羅漢床，同是床榻類，但是因為場所不同，又從純粹的使用功能衍變為集使用、陳設和裝飾于一體的文人器具。
其他如櫥柜類中的書櫥、架格，臺架類中的衣架、盆架和燈臺、鏡臺等及屏座類中的座屏，插屏幾乎都帶有鮮明的典型的書房使用、陳設和裝飾功能。有意思的現象是，不管各式形制因為功能有所側重而用途不同，但是只要進入到書房這個空間，實用性也好，裝飾性也好，紅木家具的功能都得以強化，等級都得以提高，并且都可以上升到審美的境界，耐人尋味。
很多人對下面這幅對子應該都不陌生：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一輩子事業還是讀書。這個類似家訓的對聯，其實代表著很多莆仙人家的情懷，古往今來，諸多“仙作”的意匠探尋明清古典家具的“書房文化”，追崇紅木古典家具“書房用品”之道，其實也是莆仙悠久的人文歷史和工藝傳承，在當下的深情表達而已。
